2021年10月6日，惊悉廷格先生去世。自1987年我去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从事科研为主的工作，至2004年离职换岗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从事教学为主的工作，整整17年，与他之间的交往虽然不是十分频繁，但在得知此噩耗的那一刻，那些难忘的情境仍瞬时浮现⋯⋯

1987年，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本科毕业之后，音乐研究所把我安排在音乐理论研究室工作，魏廷格先生是室主任，也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住在音乐研究所三楼，他的办公室在二楼，几乎天天从早到晚都可以看到他在那里写作、弹琴，没有特殊情况从不中断，因此常常见面。先生比我年长13岁，平时，他总是叫我小韩，我也习惯称他老魏。兴许，这样的互称除了表示有一定的亲近感之外，更多的还是感到相互之间有很多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今天，写这篇追忆文稿，就谈谈他留给我最深刻的三个印象，即据理力争的理论立场、执着求证的理论路径以及执其牛耳的理论基点。

一、据理力争的理论立场

1986年末，在我就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五年级的那一年，音乐研究所在北京密云举办了一次音乐理论读书研讨会，具体承办者就是音乐理论研究室和《中国音乐学》编辑部。我和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青年教师杨燕迪一起应邀赴会。读书研讨会主要讨论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当代中国音乐的发展问题。我的突出印象，老魏和杨燕迪对相关问题的看法极其相左，冲突的焦点主要是牵扯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现在想起来，尽管我的看法也和老魏有别，但是，他那种始终坚守“为实践的音乐学”的立场，以及“为了更好地进行新的实践”的诉求，非常值得尊敬。尤其是他善于抓住关键实质问题并从反面切入提出的强力诘问，真的十分有效，从中即可见其明确的学术姿态。比如，他在会后发表的《音乐美学随想》①一文中，针对有人认为“元标准”意义上的“音乐美学是什么”难以简单回答的说法，认为：难以回答，不等于不该、不必回答，也不等于不能回答。倘若音乐美学家永远拒绝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这一学科的科学性及其存在价值就令人怀疑了。因此，面对这样的困难问题，音乐美学不能、也不该无所作为，而应该尽可能地使得“无形的”客观价值标准“有形化”。今天看来，在音乐美学研究论域中，抽象理念愈益切入乃至于沉浸在具象的音乐作品之中，探寻与追询美形式以及由此引发的感性经验，相当程度上应该说，正是老魏所期许的那种由无形向有形的理论转型。可以告慰老魏的是，这样的作业，实际上就是在回应他从反面切入所提出的强力诘问。音乐美学如果缺失付诸实践行为的针对音乐作品的听，那它还怎么能够以美学自身的姿态去说？

二、执着求证的理论路径

1993年，我和老魏同赴香港，应邀参加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与香港民族音乐学会主办的国乐思想研讨会。当时，会议安排我们俩同住一个房间，于是，就有比较充分的时间来谈论一些问题。我印象中，此前后正值老魏通过重新发掘杨荫浏先生早年著述《国乐前途及其研究》，并就此撰写了多篇有关国乐问题的文章阶段，再加上会议主题就是讨论国乐思想问题，因此，我们谈论的话题自然绕不开国乐思想，尤其是今人如何理解国乐以及进一步解释杨荫浏先生的远见。大家都知道，老魏原来是从事钢琴演奏和乐队指挥的，怎么一下子就拐到国乐问题上来？而且，还在这个令人注目的拐点上留下众多独特见解？我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今天再来拜读他的系列文章，似乎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正是通过层层推进的方式，由表及里，逐渐逼近“国乐前途”这个核心问题。首先，是关注当代中国音乐发展这个层面；其次，是聚焦在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进程中居主导地位的中西音乐关系这个层面；进一步，再由此去观照在中西音乐关系笼罩下的国乐前途。就像他在《反思中国现代音乐文化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关于杨荫浏〈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一文》②中带有断言式的说法：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这艘航船是在西方音乐强大的“引力”影响下航行的。无论这“引力”是好是坏，有利有害，横竖那已经是并且还将是无法摆脱的客观存在的力量。倘若说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演进存在着客观规律的话，那必定是处于中西音乐关系笼罩下的一种规律。因此，研究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就不能不研究中西音乐的关系。诚然，这条路径，一方面可以反映出老魏的关注始终立足于“当代”这样一个有着历史厚度与现实深度的难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出他的关注始终驻足于“当代中国音乐”这样一个有着文化色度与理论难度的问题。面对如此复杂的一系列问题丛生的问题，如果要给出当代学人的回答，其需要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其必须具备的智慧不可或缺。因此，老魏这样一种孜孜不倦的执着求证精神，着实值得吾辈后学好好效仿。

三、执其牛耳的理论基点

研究音乐及其历史，究竟应该从哪里着手？或者说，通过什么样的对象和路径去最终切中问题的实质？这是每个从事音乐研究的人都不可回避与忽略的前提。有关于此，在我多年来所接触的中国音乐学界的众多同仁中，老魏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有非常清晰思路和异常自觉作为的一位学者。平心而论，他生前发表的著述谈不上高产，但是都很实在，凡事都能够紧紧抓住要点。究其缘由，就是依托并有赖于具体的音乐作品来讨论相关理论问题。记得有一件事情，当时正值“重写音乐史”的讨论如火如荼，吸引着相当多的学者参与其中。有一天，我问他，怎么没有看到你就此问题发表见解？他跟我说，小韩啊，说老实话，现有的这些讨论，我认为都没有找到“重写”的关键所在。说实话，对他的说法我当时是有一点意外的，但心中却暗暗叫好，因为我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便故意追问，何以见得？他说，思路不对，真正的“重写”必须要换一个写法。我又问，那是怎么一个写法呢？他毫不犹豫地说，从创作入手，以作品为基点，去进行音乐史的总体布局。简短的问答，使我对他多了一些以往少有的看法。诚如他在《中国现代音乐前途之所系——关于当代中国音乐理论研究的方略问题》③中所言，在音乐这门艺术中，居于主导、决定性地位的，无疑是音乐作品的创作。音乐艺术的前进，取决于音乐创作的发展。舍此，音乐以及与音乐有关的事物只能有局部、有限的发展，而无法有整体、全局性的进步。道理就在于，离开了音乐创作，就离开了音乐。离开了音乐，与音乐有关的事物就无从谈起。确实是这样，中国音乐学界之所以呼吁要重写音乐史，无非是认为已有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有相当程度的缺失，尤其是在特殊环境下的写作，不仅有大量史料的缺项，而且更有重要史观的失实。对此，我的看法是，凡是缺项的就补写，凡是失实的就改写。而补写与改写都不是重写，真正的重写应该是改变性质的写作。就此而言，老魏所谓“从创作入手，以作品为基点，去进行音乐史的总体布局”的思路，无疑，是重写音乐史的一个有实际作业意义的方略。
 

获得博士学位

编订的曲谱和著作



魏廷格出版的论文集

逝者已去，音容尚在。几年前，老魏应邀来上海音乐学院参加中国钢琴百年学术研讨活动，会议组织者委托我来主持老魏参与其中的那场主题研讨。虽然，我离职北京来上海工作已十数年之久，但跟他见面很感性，亲切如故，他那善于言说的语态与精气神十足的做派，依然像当年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叱咤风云一般，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会议结束之后，我因有事缠身不能和与会者一起用餐，特意去跟他告别，谁料想，他那略带失望的表情与眼神，竟然成了我跟他最后的一瞥。冥冥之中，我跟他之间充满艺术趣味与学术激情的讨论，兴许将延留到下一个路口再续⋯⋯

注释：

① 魏廷格《音乐美学随想》，《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2期，第45—47页。

② 魏廷格《反思中国现代音乐文化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关于杨荫浏先生〈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一文》，《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4期，第16-23页。

③ 魏廷格《中国现代音乐前途之所系——关于当代中国音乐理论研究的方略问题》，载《魏廷格音乐文选》，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

*原载《人民音乐》2022年第三期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人民音乐杂志】